李商隐有《四皓庙》七绝云：

羽翼殊勋弃若遗，皇天有运我无时。

庙前便接山门路，不长青松长紫芝。

李商隐于唐宣宗大中元年（公元847）三月，跟随桂州刺史郑亚赴桂林任掌书记，大约相当于今日掌管起草文书的秘书。自长安赴桂，途中经过商洛山，谒拜“四皓庙”，写了这首诗。

这首七绝虽然写得沉着、冷峻，心有感愤而淡然出之，却并不是李商隐诗歌中的上乘之作。但是，它与李商隐的名字有关，所以选来列入第一篇故事。

商山四皓：东园公，姓唐，名秉，字宣明；夏黄公，姓崔，名廓，字少通；甪里先生，姓周，名术，字元道；绮里季，姓朱，名晖，字文季。（郎瑛《七修类稿》引《陈留志》；皇甫谧《高士传》）这四个隐者，已经须发皆白。秦朝末年，避乱，居于商山，史称为“四皓”。

细心的读者当能想象到：“商山隐者”与李商隐的名字当有一些关系。

是这样！“商山隐者”，不仅寄托着李商隐父亲为他起名的寓意，甚至“商”、“隐”两字即在其中。

古代小孩出生后由父母命名，再由师长或戚友命字；而“名”和“字”一定要相关联，因为“字”是由“名”派生出来的。纵观古人名与字的关系，大略有“名字互训”、“名字同典”、“名字相关”、“名字反义”等等。如诸葛亮，字孔明，明与亮互训；这是以字解释名。岳飞字鹏举，怎么“飞”？像大鹏鸟那样展翅飞翔；名与字相关。韩愈字退之，“愈”者，过也，过则“退之”；名与字义相反，等等。李商隐父辈师友或以为“商山四皓”虽是隐者，却能为朝廷“行义出山”，所以就为李商隐命字为“义山”。

汉初，刘邦想废太子刘盈（前211—前195），立戚夫人的儿子赵王如意为太子。吕后急找张良商量，张良替她出主意说：

“现在贤能之人，都因为皇上傲慢无礼，侮辱士人，不愿意为汉廷所用而隐居深山。但皇上最看重商山这四个隐居的老人，多次想请他们出山，可四个人都不答应。如果太子能够卑辞大礼，派车将‘四皓’迎入太子府，那么皇上就会认为太子在贤者之中已经有了威望，羽翼已成，便不会轻易废掉太子了。”

事情果真像张良分析的那样，刘邦终于没有废弃太子刘盈。史书记载：吕后、太子置酒，宴请“四皓”。刘邦在席上，惊问：

“这四个老头子是谁”？

吕后代太子刘盈回答说：“商山四皓。”

刘邦听后吃了一惊，暗忖自己作为皇帝，都请不来这四个人，太子却能请到！心中又感叹又欢喜。送走“四皓”以后，刘邦立刻找戚夫人，对她说：

“我想换掉太子，可是‘四皓’辅佐他，现在羽翼已经形成了，不能再改动了。”

李商隐诗说：“商山四皓”对于汉廷有“殊勋”，可是刘盈即位以后，吕后当政，对“四皓”并不重用。“弃若遗”，弃之如草蕢（蕢，草筐，与遗通）。第二句忽然转笔，接着说“皇天有运我无时”，不再说“四皓”，却说自己“无时”，也就是运气不好。李商隐自我感叹：

“即便皇天有运，而我却时命不济，奈何！奈何！”

原来当时朝廷牛党和李党斗争十分激烈，李商隐无意中被卷入“牛李党争”的漩涡中，一生沦落困顿。

文宗开成二年（837）由牛党令狐绹推荐，李商隐中了进士；而友人为他做媒拟娶李党王茂元的小女儿，因此得罪了牛党。令狐绹攻击他背叛牛党，“放利偷合”。第二年春天的博学鸿词考试，已经录取了，却被牛党当权者杨嗣复拙落。后来有机会进入皇帝的秘书班子，不到半年，又被牛党赶出朝廷，到一个偏僻的小县任县尉；不久又被借故罢免。等到李党的李德裕当宰相，李商隐有机会重新回到朝廷做官，却又因为岳父病逝，无人提携；又兼母亲去世，必须在家守丧三年。等到三年过去，守丧结束再到朝廷时，唐武宗突然病逝，宣宗即位，大反武宗朝政，政局又一次反复；李德裕被罢去宰相，流放到儋州，即今日的海南岛。李商隐只好远离长安和妻子，跟随郑亚南下桂林。这就是诗中所感叹的“皇天有运我无时”了！

李商隐另有《有感》诗也同样发出“有才无命”的感叹：

中路因循我所长，

古来才命两相妨。

从“四皓”为汉廷建立殊勋却被遗弃，李商隐联想到自己进士及第，才学兼擅，两度进入朝廷秘书省，却又被赶出。所以借“商山四皓”，慨叹自己的相似遭遇：不能像青松，成为国家的栋梁，只能隐沦于下僚。